[3] 参见《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76条。
这种提出申请—作出决定的程序模式，一度被认为直接导致了《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困境，受害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至于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受害人更加没有发言权。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仍属于侧重政策实施的类型，而纠纷解决则属于其附随功能。
后者涉及到法院和当事人三方参与者，属于两造对抗—居中裁决的三角多向度流程。[49]参见卢超：《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及其制度悖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13页。之所以只选取2002年后的数据，是因为在此之前年鉴未单独统计刑事赔偿案件情况。[37] 按照达玛什卡文中的前后文，分享共同价值和目标的同一社团或同一社会结构，基于共同价值和目标，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分歧能在团体内部通过寻找中间立场得到解决。赵鑫：《论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现状及完善》，载孙华璞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参见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研究发现，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均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案外协调方式获得国家赔偿的，即与赔偿义务机关私了。就行政相对人而言，政府权力清单是用来了解政府权力的一个公示性的权力的清单[21]。
[59] 朱新力，余军：《行政法视域下权力清单制度的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25] 喻少如，张运昊：《权力清单宜定性为行政自制规范》，载《法学》2016年第7期。[34] 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要善于化解其他行政法律规范的矛盾。
从清单制定程序、制定标准、清单形式的灵活性要求看，行政规范性文件比规章更适合定性权力清单，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清单制定程序的要求更宽松、制定标准和形式要求更低。失去了价值基础，清单公开不再必要。
无论是对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务人员来说，还是对外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来说，权力清单都不能给他们增加或减少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不会影响他们的权益。时间跨度为2014年-2018年，其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9份，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59份，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133份，基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236份。[39] 杨登峰：《正确认识政府权力清单与法的关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4期。接受外部监督是清单公开的实质。
[57] 吴雅杰：《中国转型期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人为制造目标对立、割裂三者联系、缺乏协调、顾此失彼，是造成权力清单制度定性观点不一、司法多规避适用、实施标准和形式迥异、问题层出、改革成效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市场失灵相对于市场成功而言，市场成功建立在理想化完全竞争的市场基础上，实现条件非常苛刻，而市场失灵是市场常态，任何市场经济都难以避免，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我国也不例外，只不过表现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2015年3月《指导意见》和2015年1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方案的通知》指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确定行政机关职责权限，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
[33] 以下简称成都《意见》。[13] 0303030303 3.没有定性评析权力清单的情形 法院没有评析权力清单有无法律属性的裁判文书有380份，具体情形详见表二。
有的清单没有成为制约职权的利器，反而成为职能部门利益的保护伞。（四）更符合清单制定程序相对宽松的特点 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实践看，权力清单的制定程序主要包括厘权、清权、确权（内含三性审查、制定权力运行流程、征求意见、同级党委政府确认等）、公布等环节，实践中各地各部门标准不一，会有所增删。
权力清单与法律规范是标与本的关系。[6] 被申请人是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行政规范性文件 权力清单[1]制度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下，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展开。清理规范遵循职权法定。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状态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以政府主导为模式，尽快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市场缺陷问题，构建起成熟的市场机制，又要避免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的政府失灵问题。[51] 参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全面梳理是对现行行政权力的梳理汇总，此举克服了行政权力在各种不同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分散性、繁杂性，使清单具有单一性、统一性和简明性，可以为行政执法人员提供执法指引，为检索执法依据提供便利[39]，但不能创新行政权力，不具有立法性质。[15] 有部分裁判文书，法院虽然认为清单有法律属性，但没有明确提出根据、依据、参考等词。
对行政主体而言，行政相对人选择的救济途径就是调动其他力量协同监督其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编制目的在于行政机关的自我控制，是行政系统基于行政权之当然权能对自我的革命，属于行政系统的主动作为，符合现代行政法自制的控权风格。
要增加听证程序，听证程序作为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性的桥梁，对于增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的可接受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作用。严格清单制定程序，亟需三个方面加强：一是严格规范制定主体。
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认可权力清单有法律属性的具体情形详见表一。四是权力清单可以普遍、反复适用。[11] 参见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行初字第34号行政判决书和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6行终120号行政判决书。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不仅赋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法律效力，而且界定清单为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标与措施脱节，措施欠缺针对性和操作性。文书确认有法律属性的清单，有的能清晰划分出上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界限。
二是规范约束行政权力，防止法外设权，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行政许可法》为行政许可设立的正当性确定了一个遵循、三个有利于、四个可以不设[55]的标准，核心要旨是强调行政许可的设立要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可随意染指市场可以决定、个人和社会组织可以自理的私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加强法院和检察院对权力清单的审查力度，审判机关要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和评述清单，对不合法清单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构建完善的清单司法审查制度。摘要: 定性权力清单是解决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的关键。
2015年3月《指导意见》要求清单制定主体在清理调整行政职权时，对法定依据相互冲突矛盾的行政职权，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建议。高效，就是原则上坚持一件事情由一个层级部门负责，根据部门实际工作能力的强弱、事情对民众整体利益的影响程度确定管辖层级。2015年3月《指导意见》强调通过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实现全面依法行政的目标。笔者研究的437份司法裁判文书，行政相对人表示信赖清单的裁判文书有61.6%，行政主体表示信赖清单的裁判文书有30.4%，行政相对人表示不信赖清单的裁判文书只有0.68%，行政主体表示不信赖清单的裁判文书只有1.6%。
其次要凸显清单法治价值，消除与其他行政法律规范的冲突。[49]很显然，行政复议机关和审判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力度要强于规章。
完善产权制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完善分配制度、完善市场规则等内容。因为权力清单符合行政自制规范的五个特征：针对的对象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各项行政权力，本身不能创设任何一项行政权力。
前者是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的依据，审判机关审理行政案件的参照，审判机关经审查后对前者有选择适用权。[37]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4页。
